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9月27日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为总论断，贯通五千年文明史与新时代实践，系统回答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何以形成、何以巩固、何以复兴的重大命题，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根本遵循。讲话不是抽象的政治宣示，而是把共同体生成置于疆域开拓、国家缔造、历史书写、文化创造、精神培育的具体进程中，从血缘、信念、文化、经济、情感五个维度揭示历史必然性，从制度、道路、政策三个层面指明未来主动性，形成一部浓缩的“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和“民族团结进步方法论”。

在历史根基维度，各民族早在史前时期就在黄河、长江、辽河、珠江等流域交错杂居，通过通婚、联盟、迁徙、战争与贸易形成千丝万缕的血缘亲缘关系。考古学上的龙山—二里头文化交互、文献中的“炎黄夷夏”融合、基因谱系研究的共享单倍型，都证明“血脉相融”不是修辞，而是跨区域的生物—文化事实。秦汉以降，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藏、维吾尔等民族先后进入中原舞台，或建立政权，或融入郡县，或贸易互市，或和亲通婚，逐渐凝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历史充分表明，中华民族是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任何把某一民族割裂出去的叙事都违背历史事实，也违背各民族自身对“共同家园”的认同。

在制度信念维度，自秦并天下、书同文、车同轨以来，“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天下大同”的大一统理念就成为超越族际差异的政治共识。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把“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写进典章制度，升华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汉承秦制，唐蕃会盟，元设宣政院，清改土归流，都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以制度承续和边疆治理维系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连续性。近代以后，面对帝国主义瓜分豆剖的危机，各族人民空前团结、同仇敌忾，用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使“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成为制度上相互支撑、命运上休戚与共的国家共同体。

在文化基因维度，草原的史诗、雪域的典籍、绿洲的乐舞、海岛的渔歌各美其美，却在汉唐以来持续发生互鉴融通。汉字与北方民族拼音符号互动，催生契丹、女真、西夏文字；佛教石窟与伊斯兰建筑在河西走廊并存；藏医《四部医典》与汉医《本草纲目》相互引用；元杂剧、满汉全席、侗族大歌、维吾尔十二木卡姆共同丰富中华艺术宝库。各民族文化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汇聚成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形成中华文明连续发展、创新发展的精神密码。历史充分证明，灿烂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必须不断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不断增进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让文化认同成为共同体最深层的黏合剂。

在经济互补维度，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划出农耕与游牧的共生边界，茶马古道、皮毛之路、运河网络把粮食、茶叶、盐铁、马匹、玉石、香料串联成跨区域分工体系。新中国成立后，西气东输、青藏铁路、西部大开发、“东数西算”进一步把资源禀赋差异转化为国家整体实力。各民族始终保持互通有无、互利共赢的经济联系，既增强了国家整体实力，也促进了自身发展。历史充分证明，各地区各民族只有不断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加强经济交流合作，才能共享改革红利、实现共同富裕，让经济共同体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物质基础。

在情感纽带维度，从汉代“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到近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从江孜抗英到东北抗联，从汶川地震全国动员到抗击新冠疫情对口支援，每一次救亡图存的考验都使各族人民血流在一起、汗流在一起、情融在一起。特别是近代以来，面对帝国主义侵略，各族人民共赴国难，用鲜血和生命书写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伟大史诗，留下“三千孤儿入内蒙”“库尔班大叔进北京”“彝海结盟”等千古佳话。历史充分证明，情感上相互亲近是形成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坚强纽带，各族人民都要倍加珍惜、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人心基础。

讲话最终把共同体意识升华为全体中华儿女最深沉、最持久的情感所系：共同家园是中国，共同身份是中华民族，共同名字是中国人，共同梦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论断把历史必然性与现实能动性统一起来，为新时代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指明了方向。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必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牵引，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各民族在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形成牢不可破、代代相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