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现代化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现代化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侨乡是中国乡村现代化探索的首发之地。10月13日至16日，广东五邑大学、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暨南大学联合在中国著名侨乡——江门举办了中国乡村现代化中的侨乡路径与经验学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创新学术交流形式，来自北京、广东、福建、浙江、广西、云南、重庆等省市的专家学者，紧密围绕“中国共产党的乡村治理”“近现代侨乡现代化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侨力量”展开深入研讨提出真知灼见。会议主要设置了主旨阐述、拓展阐述、集中交流三个环节。

中国侨乡现代化探索是近现代中国乡村现代化建设的独特类型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所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张春旺详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从大革命时期重视农村问题，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立足各根据地围绕土地问题所实施的不同政策对武装斗争、根据地政权建设发挥的保障作用；深入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工业现代化所开展的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化运动、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发展、乡村振兴等各项施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贡献。

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院教授张国雄回顾了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等中国知识分子、实业家分别在河北、山东、四川等地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这一运动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达到高潮，全国有600多个团体在1000多地乡村进行各自不同的乡村建设实验，形成了多种模式，短则3年，长则20多年。他们意在以农业立国、平民教育、乡村现代化达到民族复兴之目的，成为中国乡村现代化探索的重要途径和类型。相关研究成果丰硕。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院张国雄、石坚平、刘进、姚婷团队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和乡土文献研究，对以广东五邑侨乡为代表的中国侨乡自十九世纪末到新中国成立期间，以乡村自治为中心、华侨新村建设为重点的现代化实践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侨乡现代化探索的历史进程、主体力量构成、现代化认知、内外动能、文化资源、行为特征、运行机制、实践成效等方面，都与城市知识分子、实业家所主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有着鲜明的区别，经历了不同的路径，数十年持续不断，形成基于海内外共同体理念、广大侨乡民众广泛参与的乡村现代化探索的独立类型。

守正与开放：侨乡民众的“现代化”观念

中国侨乡民众追求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现代化？有学者在讨论中认为，那个时代将西方看作是现代化的代表，模仿西方是时尚的追求，“欧风美雨”通俗地表达了时人的现代化理念，乡村民众也深受其影响。张国雄、石坚平认为，侨乡现代化实践中，传统文化的延续和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西方文化的吸收兼顾发展，传统乡村文化与外来文化都被视为现代化制度设计和精神文化的资源，侨乡民众普遍具有朴素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比如沿袭传统乡村基层自治、宗族差序格局、集体为先、重视绅耆，并且延续与时代发展相符合的乡规习惯法；同时，用规章限制了绅耆在乡村治理中的权力范围，主要管理日常事务，村落发展的大小事项由入股村民集体决策，乡村管理贯彻公开、透明的原则。

侨乡民众吸收的外来文化主要是欧美的城市文化，这与五邑华侨聚集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城市的生存状态紧密相关。他们传回的欧美文化开阔了侨乡民众的国际视野和文明意识；同时，其外来文化认知又不同于留学生、专家学者等社会上层人士系统的专业体悟，比较感性、浅表、发散，重实践而少理性。在当时的实践中，各族各村自发制定规章，没有统一规范的指导。

侨乡现代化探索具有鲜明的内生型特征

　与“翟城村模式”“东乡自治”“北培模式”“定县模式”“邹村模式”“宛西模式”“青岛模式”等外来输入型的乡村建设运动不同，侨乡现代化探索是海内外乡亲共同参与、自发策划推动的。石坚平、刘进研究表明，华侨身在海外，为侨乡建设提供了发展动能，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离开家乡”，一直“在场”，一直是侨乡建设的直接参与者、策划者、推动者、建设者。侨乡现代化探索的主导力量来自本地，绅耆、华侨、村民、乡村知识分子共同参与华侨新村、墟、镇建设的规章制定，广大村民不是被动的接受教育的主体。建设所需的经济资源，不仅来自本村本乡本墟镇的投资“摊派”，更来自侨汇和捐资，从而保障了发展动能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张国雄认为，侨乡现代化探索还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即注重乡村自治制度建设，从日常的生产、生活入手，调整规范村民之间、乡民之间的关系，培养权益意识、独立意识、规则意识，塑造了侨乡生活的新样态。经过70多年的实践，侨乡民众基本实现了向开放、求变、自由的乡村自治社会的转变，丰富了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实践方式和建设内涵，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现代意义。

凝聚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侨力量

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新要求。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凝聚侨力量，发挥侨力量，是学界、侨务工作领域热点思考的问题。

厦门大学教授、暨南大学特聘教授、世界海外华人研究会会长李明欢以晋江侨乡的实践为例，指出侨力量是奠定实体经济的先行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者、共同富裕实践的奉献者、新时代侨务工作的践行者，中国式现代化也为侨力量的参与提供了更加难得的发展机遇和广阔的空间。《广东华侨史》主编、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张应龙以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侨乡的发展道路为题，基于改革开放初期“三来一补”、乡镇企业崛起，到邓小平南方讲话后专业镇兴起、香港—深圳—东莞—广州经济轴和外向型经济格局形成，再到新世纪初经济、技术、人才、信息向中心城市聚集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全面分析了广东侨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路径和实践。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研究员罗杨和原福建侨联副主席、原福建华侨史学会会长谢小建分别从福建侨乡侨情和侨务工作的变化，提出要加强探索新时代侨乡现代化与凝聚侨心侨力关联性的研究。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院副教授杨田运用知识图谱研究工具，对改革开放以来开平《古宅月刊》《光裕月刊》进行大数据分析，指出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对侨乡的经济性投资、生活改善性捐助进入新时代以来逐渐下降，教育、文化、宗族活动的捐资则得以延续并不断增加，同时大陆城市乡亲的捐助数额已经超过了海外和港澳的力量。

专家学者在集中研讨中一致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华侨华人与侨乡的联系，所经历的由经济性投资为主向教育、文化、宗族活动捐助为主的转变，值得高度关注和研究，是加强与改进侨务工作的重要基础。

（来源：2023-11-02 中国社会科学网）